不管是“资本的寒冬”，还是行业阶段性的调整，有潜力的新兴技术仍被资本市场看好。无论是靶点扎堆，还是“内卷”严重，创新都是医药领域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昨晚，医药魔方的直播间里，盛世泰科CEO余强博士携手微境生物CEO谢雨礼博士、环码生物联合创始人兼CTO杨赟博士，共同探讨生物医药行业的前沿技术能为国内的研发、投资领域带来哪些启发与思考？让我们跟随下面的视频与文字一起感悟他们的创新思维。

　　以下为直播中摘录各位专家的部分观点内容，与大家分享：

　　在全球包括中国老龄化日趋加速的大背景下，从慢病管理这一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出发，能期待未来药物研发领域哪些突破？

　　余强：糖尿病在全球有将近5亿的患者，在国内有1.2亿人是糖尿病，还有近36%的成年人是准患者。从百年前胰岛素的发现和应用，到今天糖尿病药物除了二甲双胍和胰岛素之外的三大主流产品，DPP-4，SGLT-2抑制剂和GLP-1受体激动剂，这本身就是一个慢病管理的更新迭代过程。在我们讨论未来药物研发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对疾病本身有更加深入的认识，才知道未满足的临床需求在哪里。同时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生活水平的提高，现在的糖尿病患者的治疗手段可能也要与时俱进，这就是我们创新药研发的动力和职责。作为有着百年有效治疗手段的领域，积累了很多药品，使得患者眼花缭乱，使得一些人认为糖尿病药物研发是一片红海。对于这个观点，我想古人有云:“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礼记·大学》）

　　我们听说过慢病的三高，但是中国的糖尿病还有三低，就是知晓率底，就诊率低，血糖控制率低。这三项合并后，真正能够控制好血糖的糖尿病患者，在中国不超过5%。另外还要非常不幸地告诉大家，近期研究表明中国人属于糖尿病遗传易感人群，和高加索人（欧美白人）相比，我们亚裔的糖尿病的风险会增加60%。糖尿病患者多，而糖尿病并发症的患者也很多，使得做药物研发的不能仅仅局限于把降糖作为新一代糖尿病治疗的唯一目标，我们必须要考虑衍生疾病与并发症。

　　肥胖，糖尿病肾病，非酒精脂肪肝。非酒精性脂肪肝病和糖尿病的相关度非常高，有65~70%的糖尿病人患有非酒精性脂肪肝病，非酒精性脂肪肝病进一步发展，就会成为非酒精性脂肪肝炎（NASH），这是一个450亿美金的市场，而且目前还没有什么有效的治疗手段。从糖代谢的角度来讲，非酒精性脂肪肝炎的发生是由于高血糖引起的微量细胞功能紊乱。我们知道在糖酵解过程中，从葡萄糖通过细胞有氧呼吸转化为丙酮酸，丙酮酸可以通过乙酰辅酶a合成脂肪酸，在肝脏中积累起来，增加体脂，所以这就是从高血糖的角度引起非酒精性脂肪肝炎的一个机理。那么现在的研究表明，糖代谢调控是治疗非酒精性脂肪肝病的一个重要途径。除了糖代谢以外，我们可以看到脂代谢、胆酸、胆固醇的代谢，都是治疗非酒精性脂肪肝病和肝炎的一些途径。

　　总结一下就是，作为一个创新药研发企业，患者市场有这方面的需求，这恰巧也是我们有能力做的，我们要解决这些问题。

　　问当年全球最具突破性的前沿技术中，有哪些技术在中国短期内可以实现产品的产出和应用？

　　谢雨礼：生物医药领域的新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从小分子、大分子，到现在的基因与细胞治疗、核酸药物等琳琅满目，也推动着医药行业不断前进。但是对于新技术的研究最难的不是方向性问题，而是落脚到具体创业项目上时间节点的把握。比如核酸药物领域，如果在2013年的时候去创业或投资可能赔的血本无归，但是如今来做就会水到渠成。

　　小分子药物领域的新技术是传统技术的深度发展，肯定会有新产品可以快速落地，如已在临床上得到应用的分子胶技术，由它延伸出的PROTAC技术短期内肯定有希望实现产品的产出。大分子药物领域，从单抗、双抗技术的发展，到如今最热门的ADC技术，这些相对成熟的技术短期内实现产品落地也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但是更前沿的技术如mRNA、基因编辑等，虽然非常有前景，但是更要考虑时间节点的问题，所以关键点不在于它短期内能否产品落地，而是注重去构建他的平台性功能，通过五到十年的不断积累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强大“护城河”，随后一旦遇到机遇便会实现奇迹般的爆发。

　　海外的前沿技术，很多是基于高校的研究，是产学研紧密结合的成果，海外的经验对于国内的产学研合作有哪些启发？

　　余强：这个问题一下把我带回到“年少春衫薄，骑马倚斜桥”的时代。我先讲一下我在美国看到的情况。

　　（1）美国的博士研究生对所学专业是能够用热爱两个字来形容的，本来他们可以进入金融和法律这样穿着体面，收入丰厚的领域，但是如果选择了化学，我们形容为又苦、又脏、又累、又危险，没有热爱，如何坚持，即使坚持，怎能精彩。

　　（2）在这些热爱科研并能够从教授遴选体制下存活下来的精英成为美国大学的科研主流。那么人才有了，还有与此相关的资金，如NSF国家科学基金，NIH国家健康基金，家族和疾病患者协会/基金会申请到的经费等，这样也引导了研究方向。为了学术上的追求，同行的评议，他们的研究成果大部分都是一流的，而其中可以进行转化的技术也是前沿的。

　　（3）那么接下来，美国是一个商业化发达的国家，美国高校也鼓励教授将科研成果转化，这样的科研转化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直接专利授权给企业；另一种是以前沿技术为平台创建技术公司。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国外无论采用哪种形式，大家都各司其职，教授只负责科研成果部分，不太参与公司的运营决策，运营工作由职业经理人来负责。教授还是把主要精力放在科研上，这样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保证技术的更新迭代。无论对于学术的深入开展，还是公司的生命周期和价值，都是共赢。

　　（4）其实说了这么多，我已经回答了海外经验对国内产学研合作的启发，我用四个字母先总结：DDDD。无非是各司其职，合作共赢。

　　杨赟：2018年之后国内的产学研转化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是大量海外归国的研究人员更加注重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要将他们的研究推向市场；其次是国家层面开始组织这些科研人员进行培训，让他们更加了解市场需要什么样的技术；最后是资本市场这两年也越来越看好前沿技术的发展。目前这三者结合让中国的生物医药行业在前沿技术方面与国际越发接近。

　　谢雨礼：目前政府、企业和资本各方都意识到生物医药行业需要做差异化创新，但关键问题是怎么去做？我这里提两点思考：

　　（1）国外的生物医药行业经历了几十年的积累，其中有规律可循，既基础研究的突破一般来自科研院所和高校，然后通过创新型的生物技术公司进行转化，最后由大药企接盘，形成有效的接力。这两年国内也开始模仿这个模式，但是“形像而神不似”。就像余强总刚才提到的，国外的教授非常专注在自己的科研领域，很少参与公司的具体运营，但是国内基本都是教授亲自下场。如何在学习国外已有经验时把内在规律想明白，这个很值得我们去思考与总结。

　　（2）我们还需要思考基础研究和原创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国内生物医药行业原创力不足仅仅是因为基础研究不行么？我不认同。因为行业原创确实需要基础研究，但针对具体的公司而言并不是必要条件。例如，去年安进公司获批全球首个靶向KRAS突变的肿瘤治疗药物，但是这个领域的基础研究早在几十年前就发表了，大家都可以去转化。另外，除了基础研究之外，行业的投资环境、创新生态是否匹配都值得我们去思考。
　　
　　目前国内靶点扎堆，“内卷”严重，新药研发从“fast-follow”“me-too”转向以临床需求为导向的优质化、差异化的转型过程中，创新药企还可以怎样破局？

　　余强：求稳同质化，求新风险大。这个是资本的属性，而创新药企业恰恰离不开资本的推动，如何在公司内部项目中平衡求稳和创新，如何与资本寻求风险和收益的平衡，其实您的提问就是部分答案：优质化和差异化，再加上一个创新化，来自于公司内部对新技术的追求，以及前面提到的产学研合作。但是我个人不建议一个新药研发公司完全创新，因为风险太大，万一项目进展不顺利，对不起投资人和员工，这就是平衡。

　　那么求稳的部分就是主持人提到的优质化和差异化，它可以用技术平台来实现，前提是静下心来踏踏实实地深入研究。以我们做小分子靶向药来说，很多公司都做同一个靶点，国外也可能已经有上市产品，那么我们是不是能够随着相关学术研究的进展，科技手段的进步，已上市产品在临床应用中的情况，通过对靶点的研究，来提高选择性或者开发其他适应症，这就是差异化。

　　杨赟：做创新药肯定面临很大风险，尤其初创公司首先要让自己先活下来，所以我们要思考如何让风险降到最低？首先，作为生物技术公司最擅长的还是技术，依托自己的技术平台与其它药企进行合作，来解决他们临床中面临的实际问题，从而开发出更有前景的先导分子，让自己的产品更具市场价值；其次，同时布局具有全球创新性的前沿靶点，来体现自己的创新能力。所以，对于初创型公司来说还是要学会“两条腿走路”。

　　谢雨礼：我们对于生命科学的理解仅仅是冰山一角，所以做原创新药的成功概率必然也很小，需要我们学习欧美经验逐步建立完善的生态环境来支持。因此不是说企业去做“fast-follow”就不好，一味的只追求原创和“first in class”不仅是一种冒险，甚至是对临床病人的一种“伤害”。

　　面对上游成本和下游医保政策压力，国内的创新药企业还应该采取哪些新的应对措施？

　　余强：这个问题仁者见仁，我的一家之言就是为什么要让国内创新药企业为上下游拓展生存空间呢？说好的共克时艰呢？

　　吐槽结束，说些重点。我们的创新药企业就是一种主动和被动创新。以患者为中心，以患者需求为动力，开发治疗方法。这里包括新的治疗手段，和对以往治疗手段的改进，比如给患者带来更好的依从性等方面。创新药出海可能是很多人想到的，但是出海的前提是创新，如果有了真的创新，在国内一样可以获得自主定价权，如果真的是给未满足的临床需求带来解决方案，肯定也能够带来可观的利润。

　　谢雨礼：支付端是商业闭环中的关键一环，通过医保控价让来百姓用上价格便宜的创新药当然也是药企最愿意看到的，但是低到不符合客观规律，长远来看必然会伤害药企持续创新的能力，那最终受损的还是这个行业和患者。

　　上游成本的增高属于市场规律，因为药企之间本身就有市场竞争，外加同质化的公司增多后必然会造成资源更加紧张，这方面市场会有自我调节的过程。但是医药行业有自身的特殊性，所以建议政策制定者需要更加谨慎，市场上这只“看不见的手”要以更长久的眼光来进行调节，促进行业健康、稳定的发展。

　　针对2021年资本寒冬，对未来几年中国创新药领域整体发展趋势，有怎样的看法和判断？

　　余强：首先分清楚资本是来投资的还是投机的？我觉得现在疯狂的短期投机，正在回归到长期的价值投资。一年本来就有春夏秋冬，我对中国创新药的整体发展趋势还是非常乐观的。想想看，从21世纪初中国开始有真正意义上的创新药研发开始，到今天也不过20年，发展速度已经很快了。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国家肯定是坚定不移支持自主创新的生物医药，从十一五开始的新药创制重大专项，到最新的十四五规划里已经明确提出。所以我坚信最近所谓的资本寒冬是给行业发展的一次调整，在国家鼓励创新的良好环境下，借着医保腾笼换鸟的政策和追求长期价值投资的资本加持，将有更多新技术成果得到广泛应用，我们这个行业未来可期。

　　杨赟：这两年所有行业都在经历资本的寒冬，只是生物医药行业较之以前波动较大。个人认为未来2-3年企业都要做好过冬的准备，尤其是人才方面的储备。国内新药研发领域的本土人才仍存在不足，但是在疫情下越来越多的人才愿意投身到这个行业里来，从而形成一定的人才储备。所以未来5-10年，生物医药还是一个阳光赛道，创业者和资本方仍会继续投身其中，成就一番事业。

　　谢雨礼：首先，生物医药行业的发展前景，以10年为刻度依然是最具确定性的行业，尤其是遇到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的时候，会更加推动这个行业的发展。其次，这两年的资本市场对于行业的客观推动力非常大，比如国内PD-1单抗领域在研发与生产水平方面得到了爆发式的提升；同时，也让大家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行业的创新创业中来，共同推动行业进步。最后，从技术角度来说，企业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去实现技术突破，真正解决临床痛点，这样既能造福患者，又能为资本带来回报，更能体现企业的价值，从而形成商业科学的闭环。所以我认为未来5-10年，中国一定会出现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磅产品，从而进一步催化行业的腾飞。

　　薄荷天使基金专注于全球早期创新项目投资，作为天使基金的风险合伙人，余强总能否分享下2021年的投资思路，以及近1-2年具体投了哪些赛道或代表公司？

　　余强：不管外部环境如何变化，薄荷一直坚持源头创新的理念。基金投资的项目和创始人均来自于国内顶尖的科研单位，如北大、清华、北生所、交大、西湖大学等，这些被投企业的共同点是公司的创始人都是业内学术领军人物，公司都有独创的技术平台，覆盖领域从小分子靶向药到抗体，从细胞和基因治疗到人工智能，从药物递送到冷冻电镜等等。技术平台如同利剑，领军人物如同执剑人，只要是二者的合二为一，就是薄荷理想的优质项目。

　　关于盛世泰科

　　盛世泰科生物医药技术（苏州）有限公司于2010年在苏州工业园区创办，核心团队拥有几十年国际化药品全生命周期的从业经验，致力于突破性疗法的小分子创新药研发与产业化。公司凭借集成化药物研发技术平台和多元化的商业视野，已搭建了丰富的1类创新药管线，覆盖降糖、抗癌等多个疾病领域。其中，磷酸盛格列汀有望填补国内原创DPP-4抑制剂的空白，同时首仿治疗罕见病多发性硬化症的药物特立氟胺片也获批上市。未来，公司将以中国及全球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为导向，研发患者可及性高、具有更好疗效的创新药物，来惠及全球患者。